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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小镇 “养”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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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在用地供求矛盾尖锐和后备资源紧缺的浙江,土地指标优先用于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大、好、高”项目,小微企业基本上无法从政府获得土地,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发展。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德清深化用地制度改革,创新推出集体建设用地异地入市改革举措,在废弃矿山规划建设 “中国钢琴小镇”项目,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是我国五大钢琴产业制造基地之一,现有钢琴制造及配件企业80余家,年产钢琴超过5万架,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乐器协会授予的全国首个“中国钢琴之乡”。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加上钢琴产业进入门槛较低,洛舍钢琴企业大多规模不大,不少企业要么依靠租用厂房生产,要么就是租用村里或村民的土地建房生产,设施不齐全,安全隐患大。

  今年年初,为了解决当地小微型企业用地难题,引导当地钢琴企业规范发展,德清县政府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为契机,利用洛舍镇东衡村废弃矿山,创新推出异地调整集中入市改革,规划并于日前开工建设了“中国钢琴小镇”项目。

  洛舍钢琴产业因何形成?目前现状如何?其“中国钢琴小镇”项目建设对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小镇建设有何借鉴意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就此深入德清进行了调查采访。

 曾经:因“挖社会主义墙脚”惊动中央

  1985年年初,为发展乡镇企业,浙江省德清县洛舍乡经济委员会以万元“安家费”和三倍高工资的条件从上海钢琴厂挖走了4名技术人员,从而引发了惊动中央的“挖社会主义墙脚”事件。

  2016年8月底,在德清钢琴文化馆,作为该事件的亲历者和主导者,时任洛舍玻璃厂厂长王惠林和时任洛舍乡经济委员会主任卫文伟向到访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了事件的经过。

  “洛舍的钢琴产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挖出来的。”应约而来的王惠林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他的讲述。

  作为洛舍钢琴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见证者,现已赋闲在家的王惠林当时的身份是洛舍玻璃厂厂长。据其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提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洛舍亦不例外,乡里和县里的领导要求他们除了发展好自家产业外,还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外面的”,为乡里物色好的工业项目。

  1984年秋,出差到上海的王惠林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把县乡领导要求他们为乡里物色项目的事告诉了朋友们,请朋友们帮忙找些好的项目。其中一个朋友问他,有一批出口玩具钢琴的业务,愿不愿意做?但王惠林觉得玩具钢琴做不大,不愿意做。

  于是,朋友开玩笑说:“莫非你还想做大钢琴?”

  王惠林随口说道:“要是能请到技术人员,当然想做了。”

  就这样,王惠林一边请上海的这位朋友帮忙物色技术人员,一边着手对国内外的钢琴市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发现在生产方面,全国只有4家钢琴企业,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和营口,且都是国有企业。而在市场方面,上海规定要凭票购买钢琴,浙江全省每年按照计划分到的钢琴只有20架,根本满足不了民众日趋庞大的需求。

  没多久,上海的朋友传来消息,上海钢琴厂有一名浙江绍兴籍的技术骨干想回浙江工作,愿意来德清帮助他们搞钢琴厂。

  得到这个信息后,王惠林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乡里分管乡镇企业的经济委员会主任卫文伟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卫的支持。随后,他们又一道向时任德清县委书记的葛圣平进行了汇报,葛也表示支持。认为项目很好:一是投资不大;二是朝阳产业;三是劳动密集型。

  卫文伟告诉记者,在当时,之所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除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解决群众就业。

  在德清县档案馆,本报记者查阅《德清县志》,其中关于乡(村)镇工业的介绍如下:1958年大办工业时,全县有社镇工业207家,职工1.56万人。次年经调整,绝大部分“下马”,仅保留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铁木竹、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及砖瓦、石灰等工厂66家,职工3848人。1968年后,为安排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推行“厂社挂钩”,社镇工业开始回升。1975年增至130家,职工5019人,年产值1294万元。此后,在国家低息低税政策扶持下,社镇工业进一步发展。至1978年,增加到155家,职工8240人,年产值2466万元。次年,农村中大批富余劳力转入社镇工业,各地兴办一批市场急需、适销对路的轻纺、建材和农副产品加工工业。1980年,全县有社镇工业692家(社办174家、镇办22家、队办496家),职工1.27万人,年产值5247万元。此后各地采取“劳务投资”“带资进厂”“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办厂。1985年,乡镇工业发展到1023家(乡办280家、镇办14家、村办729家),固定资产(原值)8637万元,年产值24053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2.22%。其中10家企业产值超千万元,8家企业利润超百万元。有丝绸、建材、电子、电器、纺织、化工、食品、机械、造纸、印刷、服装、鞋帽、木材加工、矿产及电力等行业60余个。

  得到县里的支持后,王惠林和卫文伟立即赶赴上海,并在朋友的安排下,与这名绍兴籍的上海钢琴厂技术人员见了面。经过几次接触,上海钢琴厂共有4名技术人员愿意到德清工作,德清方面给予他们的条件,除了解决住房和三倍工资外,还一次性付给每人1万元的生活保证金。

  在卫文伟和王惠林看来,这些技术人员之所以愿意来洛舍工作,除了原工厂工资低外,还因为他们没有文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如无法评职称等。而且,其中一人的家属还一直在绍兴农村,长期两地分居。

  “当然,每人1万元的生活保证金,也是蛮有吸引力的。因为,当时他们每月的工资只有75元,1万元的生活保证金,相当于额外提前给他们支付了10年的工资。”卫文伟和王惠林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据悉,为了消除4名技术人员的顾虑和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德清方面还以洛舍乡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与他们签订了聘用合同,并经德清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1985年春节一过,王惠林和卫文伟借了一台面包车,把这4名技术人员从上海接到了德清。

  据卫文伟和王惠林介绍,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他们一户一户地上门去接人,并没发生什么事。但第二天,上海钢琴厂收到4人的辞职信后,发现人不见了,立即向上海市手工业局作了汇报,并在手工业局的组织下,派人到湖州,让湖州市有关部门给德清县打电话,要求他们把人送回上海。

  但德清方面并未理会。此后,迫于上海方面的压力,湖州市有关方面还带着上海方面的人亲自到德清寻找,但提前得到消息的德清早就把这4人藏匿到了汽车不能到达的某个村庄,导致寻找无功而返。

  但此事并没完。据悉,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要求浙江省省长薛驹把人送回去,薛驹当场答应了,并让省政府抄告湖州市政府,让德清把人送回上海。

  但正在宁波主持召开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并没有简单地通知放人,而是就此事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的宁波市委书记认为,不能送回去。他说:“上海要走了多少宁波的裁缝师傅,我们也没要求他们送回来,我们要他几个钢琴师傅,为什么就得送回去。”

  作为老大哥,浙江的乡镇企业挖走他们的人还要不回来,这让上海方面感觉很没面子。于是,没多久,1985年3月13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在头版以“许以万金,挖走关键技术人员;人心思‘走’,危及钢琴正常生产”为题,对浙江省德清县乡镇企业以万元“安家费”和三倍高工资私下与上海钢琴厂的技术人员签订协议一事进行了公开报道。3天后,3月16日,《解放日报》同样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样的人才交流是否合理?——上海钢琴厂厂长何建中的来信”,指责“浙江乡镇企业挖走该厂4名技术骨干”。在这封信的旁边,还配以“上海64个机构联络会议提出,人才交流要防止自由流动”的报道。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文章 《建议与呼声》,对重金“挖”人予以批评。

  事已至此,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不得不高度重视。在省委书记王芳、省长薛驹先后作出批示 “认真调查此事”后,《浙江日报》派出两名记者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4名技术人员从上海钢琴厂流向洛舍乡镇企业是合理的、正确的,不应当指责、刁难,而应当鼓励、提倡,并将调查材料通过相关渠道送给中央和有关部委领导。

  此后,受国务院领导指派,国务院政研室派出工作人员赴德清调研,认为上海周边企业也有解决技术难题的需求,工程师可以在星期天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至此,这场惊动全国的争夺人才“官司”才基本结束。

  然而,即便如此,上海钢琴厂对此也没有完全放弃。不久,他们以4名技术人员中的何水潮是中共党员为由,以厂党总支的名义,对何水潮的党籍作出了除名处理的决定。

  对此,王惠林先是以洛舍乡党委名义,给上海钢琴厂党总支书记写信,要求上海钢琴厂恢复何水潮的党籍,被上海钢琴厂拒绝。于是又写信给德清县委书记。1986年5月24日,德清县委就此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由洛舍乡党委按共产党员标准,重新吸收何水潮入党,让他安心在德清工作,发挥作用。

  如今:在废弃矿山打造“中国钢琴小镇”

  4名技术人员来到德清后,用王惠林的话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给力”。

  据王惠林向本报记者介绍,生产一台钢琴大约需要8000多个零部件,在当时,这些零部件并不能像现在这样从市场上购买到,而是需要他们自力更生,自己设计图纸自己生产出来。

  对于洛舍钢琴产业的形成,《德清县志(1986—2005)》是这样介绍的:1985年1月,德清县洛舍乡聘用上海钢琴厂的4名技术人员,创办乡办企业—湖州钢琴厂,成为全县第一家钢琴企业。1985年10月,湖州钢琴厂经过外聘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伯牙”牌131—A型和121—A型两种立式钢琴,12月在杭州通过省级鉴定。著名钢琴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乐懿教授对“伯牙”牌两种钢琴给予很高评价。“伯牙”牌131型立式钢琴造型美观,弦列设计合理,工艺精细,音响效果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钢琴部颁标准SG96—75的规定,某些主要技术指标已超过了部颁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根据《德清县志(1986—2005)》记载,1986年,“伯牙”牌131型立式钢琴被评为浙江省名、优、新、特“四新”产品金鹰奖。1987年投资120万元,建成4条总装生产流水线,扩建部分厂房。至年底形成年产300台的生产能力,职工194人。“伯牙”牌131型、121型立式钢琴投入批量生产,并研制110型家用钢琴和“未来”牌112型、“古典”牌116型立式钢琴。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20万元,税利60万元。1997年,湖州钢琴厂转制解体,原厂里的技术、营销、管理骨干人员在洛舍、城关、武康等镇新创办一批钢琴企业,使全县钢琴业快速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洛舍镇已成为我国五大钢琴产业制造基地之一,现有钢琴制造及配件企业80余家,钢琴产业总产值突破5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200余人,年产钢琴超过5万架,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分之一,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乐器协会授予 ‘中国钢琴之乡’荣誉称号。”9月初,洛舍镇宣传委员、文卫副镇长沈雅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然而,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起步较晚,再加上钢琴产业进入门槛较低,洛舍钢琴企业大多规模不大,不少企业要么依靠租用原先的蚕种厂的厂房生产,要么就是租用村里或村民的土地建房生产,设施不齐全,安全隐患大。

  以本报记者走访的博兰钢琴厂为例。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成立于2009年,现有员工20余人,但由于是租用原蚕种厂的厂房生产,厂房的设计并不适合钢琴生产,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厂房。但是,按照现行的用地政策,像博兰钢琴这样的小企业,根本不可能从政府拿到土地。

  对此,德清县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为浙江贡献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但是,长期以来,在用地供求矛盾尖锐和后备资源紧缺的浙江,土地指标优先用于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大、好、高”项目,对小微企业用地关注较少、支持不够,企业发展受到空间制约。

  在他看来,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央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打造发展新引擎的重要举措,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必然更加注重土地要素供给的精准发力。

  对此,德清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清县是国务院确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地区之一,为有效化解像博兰钢琴这样的小微型企业用地难题,同时,也为了避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因规划、区位等原因造成近郊的受益、偏远的吃亏,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因此,德清县在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过程中,结合块状经济区域分布情况及特点,在全县设立了7个异地调整集中入市区块,打造“小微企业众创园”,让小微企业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共同成长。

  以本报记者走访的德清县洛舍镇众创园为例。该众创园位于洛舍镇东衡村,规划面积约500亩,为异地调整集中安置地块。其中,一期规划区域“中国钢琴小镇”项目,规划面积为186亩。

  “目前,一期‘中国钢琴小镇’项目已开工建设,14家入园企业均为钢琴生产企业;二期也在加紧整理平整中,预计不久后也将开工建设。”据洛舍镇党委委员、东衡村党总支书记章顺龙向本报记者介绍,“中国钢琴小镇”项目建设用地,原为废弃矿山,因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村里才有机会规划并启动建设“中国钢琴小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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